曾國藩故居內(nèi)景

文/游宇明

官員廉不廉潔，不一定取決于他所處的位置。有心做清官，即使遇到的是肥缺，也能清貞自守；存心做貪官，哪怕處于清水衙門，也會在清水中尋找油脂。官員的清廉需要有效監(jiān)督，也需要內(nèi)心的堅守。

清官大抵有如此這樣幾種思維：一怕愧對伯樂的期望。絕大多數(shù)清官都是一級一級選拔上來的，每上一個臺階，都得力于那些賞識自己的人，他們生怕自己做事不靠譜牽累伯樂，愿意保持高潔的人品。二怕辜負百姓的信任。官員干事都是領(lǐng)了基于民眾稅費的薪俸的，古人不是說“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嗎？如果為政還要追求別的利益，等于多吃多占，此為正直之士所不恥。三想留名后世。俗話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沒有一個聰明人愿意看到身后有人說三道四。而要留下好名聲，官員平時的所作所為就得考慮民眾的觀感，經(jīng)得起時間的淘洗。

生活中還有一種官員，他們力行廉潔，除了上述考慮，亦有為自己的子孫“謀長遠”的意思。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時在京城為官、尚未發(fā)達的曾國藩寫信給四個弟弟說：“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孳，后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fā)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后人。”這段話意思非常清楚：自己有機會做外官，一定會清廉，防止兒孫墮落。

曾國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咸豐三年出京之后，他當了十多年湘軍老大，晚年更位居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之高位，死時家里卻只剩銀子一萬八千兩，還不足其一年的養(yǎng)廉銀。其實，曾國藩只要稍存貪心，積攢幾百萬兩銀子，絕對小兒科。湘軍是非經(jīng)制兵，也就是沒有編制的部隊，一切軍費全靠自籌，軍中實行的又是統(tǒng)帥一支筆批錢的制度，也就是曾國藩說了算。曾國藩手中流過的錢高達三千多萬兩白銀，私取十分之一，就是三百多萬兩。清代的地方官員待遇頗豐，除了正式薪俸，還有高得嚇人的養(yǎng)廉銀（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公務(wù)員補貼），總督級的一年多達白銀二萬兩。此外，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兩江地區(qū)，總督每年還可收到陋規(guī)20至30萬兩。陋規(guī)一部分用于公共開支，用不完的可以據(jù)為己有，等于是私人小金庫。極有條件貪，只要講點藝術(shù)，貪了也不會有太大的后果，卻堅持廉潔從政，由此可見曾國藩為政的操守。

曾國藩的考慮無疑極具眼光。官員手中有點權(quán)力就無恥索錢，讓家里變得富富的，一家大小吃的是美食、住的是毫宅、坐的是名車，表面看來很爽，卻也會讓后代產(chǎn)生錯覺：金錢和其他物質(zhì)利益不必經(jīng)辛勤勞動去獲得，而可以巧取豪奪。有了這種錯覺，他們便會不知不覺做出為法紀不容的事情。這種例子，曾國藩時代有，其前、其后亦有。

金錢以及金錢帶來的物質(zhì)都是可以享受的。貪官既然搜羅了大量的財富，其子女就很難產(chǎn)生自我奮斗的愿望，只會想著如何將家里的巨款花出去，換來人生的“痛快”，客觀上等于毀掉了后代的生存能力。所謂“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所謂“富不過三代”，指向的就是這種不爭氣的兒女。而兒女的不爭氣，又可能傳染到孫男孫女，最后導(dǎo)致一個大家庭乃至一個家族財富、精神上的坍塌。

曾國藩留下兩個兒子，一名紀澤，一名紀鴻，前者是清國著名外交家，后者是那個時代知名數(shù)學家，他們給父親帶來的是光榮而非恥辱，其成才原因固然多多，但與曾國藩別樣的“清廉觀”不無關(guān)系。

作者：游宇明

責編：羅嘉凌

一審：胡晴

二審：蘇露鋒

三審：黃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