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故事：這是毛澤東寫給在家鄉(xiāng)任小學教師的表兄文運昌（又名詠昌）的一張還書便條。這張便條長32厘米，寬11厘米，寫于1915年正月十一日（公歷1915年2月24日），全文約50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根據(jù)手稿，將其編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內(nèi)部發(fā)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和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根據(jù)手稿，以《給文詠昌的信》為篇名編入《毛澤東致韶山親友書信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中央檔案館保存有手稿。

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和美國記者埃德加 · 斯諾談話時，曾談到他早年在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的生活，說：“我在這個學堂里有了不少進步……但是我無心讀古文。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講的是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其中一本是《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

這里毛澤東講的表兄，就是文運昌。

文運昌(1884-1961)，名士荇，字運昌，亦作潤昌、詠昌，排行十六，是毛澤東的八舅文玉欽之次子，比毛澤東長九歲，毛澤東稱他為“十六哥”，晚年人稱“文十六阿公”。文運昌畢業(yè)于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堂和湘鄉(xiāng)縣立師范學校，任過小學教師和中學庶務。他自幼與毛澤東交往十分親密。

1910年，文運昌正在那所“非常新式的學堂”上學，他極力贊成毛澤東到該校讀書。在取得父親的同意之后，毛澤東隨表兄文運昌來到了東山學堂。文運昌替他辦好了入校注冊手續(xù)，并作了他的入學擔保人。表嫂劉氏還將毛澤東從韶山帶去讀書的青色蚊帳換成白色蚊帳。

這所學堂，便是毛澤東在離開風氣閉塞的韶山?jīng)_以后，走進的第一個新式學堂——湘鄉(xiāng)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當時，它是遠近聞名的一所學校。1905年前稱“東山精舍”“東山書院”，是地主豪紳培養(yǎng)自己子弟的地方，學費和膳費都有相當可觀的津貼?？墒敲珴蓶|既不是湘鄉(xiāng)人，又沒有特殊的“背景”，因此有人不同意錄取他。然而，在文運昌的幫助下和國文老師譚詠春的斡旋下，終于得到了校方的首肯，校長李元甫毅然決定錄取這位“建國之材”。從此，毛澤東走進了這所學堂，在這里度過了最后半年的小學生活。他后來回憶這段生活時說：“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報了名，我說我是湘鄉(xiāng)人，以為這所學堂只招湘鄉(xiāng)人。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所學堂招收各地學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貫了。我繳納了一千四百個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十六歲?！?/p>

在東山高等小學堂，毛澤東除了埋頭讀中國古代的歷史以外，還喜歡讀外國的歷史、地理及各種新書籍。當時流傳到該校的新書報很少，他經(jīng)常向表兄文運昌借書。文運昌說：“相公借書，老蟲借豬，所以還是要先打條子后拿書啊！”因而毛澤東借書有借條，還書有便條。毛澤東常常把卷了角的書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壓平，然后“完璧歸趙”。同時，文運昌也多方尋找新書報向毛澤東推薦，以滿足他強烈的求知欲。在文運昌推薦的進步書籍中，令毛澤東愛不釋手的書刊有兩種：一種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一種是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這兩個刊物，倡導民主進取精神和康有為的改良運動，毛澤東最感興趣；同時，梁啟超的“筆端常帶感情”的文章，也使毛澤東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讀了又讀，默記于心。因此，康、梁二人便成為毛澤東此時最欽佩的人。這兩種報刊對引導毛澤東接觸新思想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難怪毛澤東要“非常感謝”這位為他提供書報的表兄了！

1915年寒假，毛澤東由湖南第一師范回家過春節(jié)，來到外祖家向八舅父母拜年，順便向文運昌歸還了《盛世危言》和《新民叢報》，并留下了一張還書便條：

《盛世危言》是毛澤東接觸到的第一本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著作，這本書讓毛澤東心靈震撼。他說：“《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復學業(yè)的愿望?！?/p>

讀書打開了毛澤東觀察社會、了解世界的視窗，萌發(fā)了他的愛國愛民情懷。

毛澤東在東山高等小學堂讀完了半年書，這年期考后，毛澤東成績優(yōu)異，校長李元甫和老師們共同推薦他去長沙湘鄉(xiāng)駐省中學堂讀書。1911年春，毛澤東來到長沙進入湘鄉(xiāng)駐省中學堂讀書。

此后，毛澤東在長沙求學和從事革命活動，文運昌留在鄉(xiāng)下勤耕度日。兩人時聚時散，但頻通音信，相互勉勵。1920年冬，毛澤東從長沙回到韶山，教育全家弟妹干革命。文運昌聞訊趕往韶山上屋場，與毛澤東相見。當晚，兩人圍爐向火，暢敘離情，遇反動軍閥派槍兵前來圍捕，幸有人持燈向毛澤東示意。毛澤東覺察后，迅即從后山跑出脫險。文運昌卻被捕至清溪大塘灣。后經(jīng)多方營救，方獲保釋。

大革命時期，文運昌與共產(chǎn)黨員鄒祖培等在湘鄉(xiāng)鳳音鄉(xiāng)開展農(nóng)民運動，并擔任秘書等職。1927年“馬日事變”后，由于白色恐怖，他被迫出走廣東，投奔粵軍第三軍第一師師長賀瑞庭（湘鄉(xiāng)四都大坪人），充任咨議，繼而任廣東揭陽縣楓口警察所所長。1929年由穗返湘，一度閑居家鄉(xiāng)。次年，他隨姑表兄王季范到長沙衡粹女子學校任職，后任長郡中學庶務，繼續(xù)從事教育工作。1937年12月，文運昌在長沙南門外36號收到毛澤東從延安寄來的親筆信，深受鼓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運昌于1950年5月將珍藏幾十年的毛澤東父母遺像、毛澤東兄弟三人同母親的合影等重要文物獻交國家。1951年，文運昌被聘為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后改聘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54年，文運昌被選為湘鄉(xiāng)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經(jīng)常通過書信向毛澤東反映鄉(xiāng)間情況，先后六次上京與毛澤東會晤。1961年文運昌病逝后，其子文鳳良遵照他的遺囑，將《經(jīng)史子集》《資治通鑒》《江漢演義》等古籍線裝書送交韶山毛澤東舊居收藏。（作者單位：湖南省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