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峰琳

1933年8月前后，沈從文辭去國立青島大學的教職，攜未婚妻張兆和、九妹沈岳萌再度北上。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回憶初到北京的場景，此時滿打滿算恰有十年光景。彼時的“北京”，在1928年后已然易名“北平”。沈從文不再是寄居在北京西河沿旅館的“鄉(xiāng)下人”，即將面臨人生的新階段。

1933年8月的沈從文，始終處于“籌備”的忙碌狀態(tài)下。12日，好友程朱溪代其繳納七元的新居定金，北平西城府右街達子營28號成為沈從文的新居。24日，沈從文又致信大哥沈云麓，言及婚禮籌辦的情況，并寄送喜帖。15日，沈從文出席了楊振聲舉辦的茶會，與朱自清等一同商討《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相關事宜。31日，這一商討的隊伍逐漸擴大，請來了頗有影響的女作家林徽因；在沈從文新婚后，周作人也成為編委。不難發(fā)現(xiàn)，沈從文這時在北平的活動，主要是籌辦婚禮和刊物。但“鄉(xiāng)下人”文學事業(yè)的勃興，正是于1933年8月萌蘗。

一

1931年6月19日，徐志摩冒雨登上西山，探訪療養(yǎng)中的林徽因，兩人的心結終于解開。徐志摩上山前，曾見過恰在北平的沈從文。此后不久，沈從文結識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徐志摩自然是引見者。1931年底，丁玲在籌辦《北斗》雜志時，曾托沈從文向冰心、林徽因等北平文人約稿。沈從文結識林徽因不過半年，便已向其約稿，可見兩人的私交不淺。有趣的是，冰心的《我勸你》和林徽因的《激昂》兩首新詩，同在《北斗》“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堪稱一樁文壇趣事。

沈從文取得的文學成就，同樣離不開徐志摩的舉薦和指點。1924年的散文《市集》便得到了“志摩的欣賞”，此后沈從文的文學道路也長期受到徐的影響。細讀沈從文重要的自選本《從文小說習作選》的《代序》的文末，可以窺見一斑：“從他那兒我接了一個火，你（按：讀者）得到的溫暖原是他的?！痹撐某蹩?936年1月，但在1934年11月21日，適逢徐志摩去世三周年，執(zhí)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沈從文便組織了一期“徐志摩紀念特刊”，發(fā)表《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一文。該文回憶了他如何從青島趕赴濟南，送別這位罹難的良師益友，文末寫道：“紀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應當是擴大我們個人的人格，對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沈從文在代序中說的“火”，我們一方面聯(lián)想到梁遇春所作的悼念徐的文章《吻火》，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這是對1934年悼念文章的賡續(xù)。

沈從文接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可以聯(lián)想到徐志摩也接替孫伏園主編《現(xiàn)代評論》?；蛟S，沈從文也以編輯刊物、重振北平文壇的方式，延續(xù)這位良師益友的人格精神和文學理想。當胡適以“愛”“自由”和“美”概括徐志摩的文學信仰，這些何嘗不是沈從文思想中的關鍵詞，甚至是燭照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話語光束。

根據(jù)沈從文和徐志摩的關系、沈從文和林徽因的私交，自然不難想見重返北平的沈從文，在編輯刊物方面會受到林徽因的禮遇和支持了。1934年5月1日《學文》月刊創(chuàng)刊，沈、林再度聯(lián)袂合作。新婚不久后的沈從文深陷“情感發(fā)炎”的困境，沈從文于是向林徽因傾訴衷腸——這自當是后話了。

二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籌備近月余的婚禮，在北平中央公園的水榭舉行?；槎Y由同對沈從文有提攜之恩的胡適主婚，張家的兄弟姊妹、沈從文的表弟和九妹，以及朱自清等好友等出席。在早期“自敘傳小說”中，那個飽受“性的苦悶”折磨的血氣方剛的青年，與一見鐘情的張兆和組建了家庭。通過1934年1月返鄉(xiāng)時那些家書即《湘行書簡》，我們同樣可以感受到白紙黑字中流淌出的繾綣情意。新婚以后的沈從文，也能在文學事業(yè)上專注耕耘。

在籌辦《大公報·文藝副刊》時，除了林徽因的鼎力相助，周作人對于沈從文的扶掖同樣重要。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語絲派”和“現(xiàn)代評論派”劍拔弩張之際，時在北京的沈從文已受到文壇矚目，但他并未深陷論戰(zhàn)。1928年1月，沈從文南下上海以后，與“現(xiàn)代評論派”的徐志摩、陳西瀅、凌叔華等交往密切；在“新月派”內部發(fā)生齟齬之際，沈從文也傾向于徐志摩等主張“純文學”的一方，但他并未疏遠主張“議政”的胡適及《獨立評論》。沈從文因胡適辭任中國公學校長后也辦理離職；胡適愿為沈從文主婚，不難看出沈從文在一些論爭中的特殊位置。

不同于魯迅“不克厥敵，戰(zhàn)則不止”的尖銳態(tài)度，沈從文在處理人際關系時更加圓融，并能團結不同立場的文人。對于一個文人團體或文學流派的形成而言，沈從文的處事原則和交往活動自然顯得極為重要?！罢Z絲派”和“現(xiàn)代評論派”，以及在此基礎上發(fā)展的“駱駝草”作家群和“新月派”文人，都輻輳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和沈從文的周圍，也在北方文壇形成了重要的文學勢力，即我們熟稔的“京派”。因此，在聯(lián)合同道、消除舊怨的過程中，沈從文功不可沒。

回到周作人的話題。1933年9月8日，沈從文婚前的一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寫聯(lián)云：試游新奇境，相隨阿麗思。因明日沈從文君結婚也?！笔悄?1月1日，周作人在杭州《藝風》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發(fā)表署名“知堂”的短文《沈從文君結婚聯(lián)》，以兩句打油體詩作為結婚聯(lián)：“傾取真奇境，會同愛麗思。”可見沈從文和周作人的關系匪淺，但話還當從沈從文的新婚談起。

婚后翌日，沈從文以《大公報》的名義舉辦了茶話會，具體討論《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相關事宜。不同于前兩次的茶會和午宴，新婚后的沈從文召集同人和好友，不論是議論公事，還是酬謝賓客，都顯得師出有名，可見這次茶會的重要性。值得關注的是，這次茶話會周作人也在席間。隨后《大公報》預告《文藝副刊》編委陣容，周作人亦在其中，這距離沈從文新婚不過半月。

對于“京派”和《大公報·文藝副刊》來說，周作人的加入有何意義呢？在《論馮文炳》中，沈從文稱周作人為“北方文壇盟主”。如今重新觀照，沈從文與周作人的聯(lián)袂合作，已暗示出沈對于文壇陣營的選擇。執(zhí)編新刊的沈從文，確實需要周作人這樣的人物來提高刊物的質量，擴大刊物的影響。但是，適逢南北文壇針鋒相對之際，周作人的加入自然強化了這一分裂趨勢，尤其是在周氏兄弟失和后，更可見這一以區(qū)域和地域為特征的文壇新變。且不論周作人在編輯過程中的參與度如何，至少其加入為“京派”的發(fā)展提供了裨益。

高恒文稱周作人為“京派中的京派”，在此不妨稍作發(fā)微。一方面，周作人“人的文學”的口號，是“五四”新文學以降的總主題，對于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周作人的及門弟子、私淑弟子甚多，諸如“四大門生”俞平伯、江紹原、馮文炳、沈啟無，以及深受其影響的沈從文、葉公超、李廣田、卞之琳等。如果考察“京派”文人的代際關系，“京派中的京派”的周作人當為先輩。

在《論馮文炳》中，沈從文強調了周作人在北方文壇的影響；解志熙也談到過周作人對于靄里斯的心理學的譯介也影響了沈從文的小說創(chuàng)作；沈從文所謂的供奉人性的“小廟”，也是源于周對于古希臘文學的理解。因此，返回北平后的沈從文，聯(lián)絡周作人參與活動，既是因為周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編委的一時之選，也是由于周確實影響著自己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因此，“京派”的形成離不開周作人的“布道”，“京派中的京派”的說法就此而言較為熨帖。

三

9月23日，《大公報·文藝副刊》創(chuàng)刊。這一“京派”文人的文藝陣地在沈從文的主持下建立。大量的編輯工作也讓新婚后的他更為忙碌。在《懷念從文》中，巴金回憶沈從文的編輯態(tài)度：在寫稿、組稿、看稿的工作中不遺余力，對于為新人改稿和薦稿的工作也親力親為。在此基礎上，他盡力提攜文壇新人，或是幫助他們印行創(chuàng)作集，或是向林徽因引薦，讓他們進入“太太的客廳”，盡快融入“京派”的隊伍。

蕭乾便是受沈從文提攜的新人之一。蕭乾因小說《蠶》而受到林徽因的激賞，他應邀在1933年11月24日成為“太太的客廳”的座上客。早在8月9日，沈從文便致信剛從福州回到北平的蕭乾，邀請他來家中“玩玩”。這一說法親切隨和，宛如交情深厚的好友。沈從文與蕭乾的交誼，始于1931年返回北平之時，接受時為輔仁大學英文系學生蕭乾的專訪。尚未畢業(yè)的蕭乾，那時兼為《中國簡報》的編輯，他邀請沈為這一刊物寫一篇胡也頻的傳記。但由于種種原因，該文并未在《中國簡報》上刊載，而是在該年10月的《時報》上，以《詩人與小說家》（即《記胡也頻》）之名開始連載。

除了編輯刊物和提攜新人，作為職業(yè)作家的沈從文，同時也筆耕不輟。婚后不久，“不速之客”巴金來訪，久居沈的新居兩月有余。巴金在書房中寫作《雷》和《電》，而沈從文則在“一棗一槐的院子”中寫作《記丁玲女士》與《邊城》，這和兩人1932年在青島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轍。沈從文這兩部作品在《國聞周報》上接力連載。

《記丁玲女士》是沈繼《記胡也頻》和《從文自傳》之后的第三次傳記寫作，寫法類似于《記胡也頻》。這部傳記雖然具有小說化的虛構寫法，但也大體還原了丁玲“生前”的經歷和選擇，從中可見諸多的歷史褶皺。丁玲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對這一傳記不無指摘，該書迄今也并未得到部分學者的認同，但其地位與影響不容忽視?！哆叧恰肥巧驈奈脑?933年返回北平以來，一次綜合了湘西敘事、牧歌寫作、情感經驗的文學試驗?！哆叧恰返臄⑹陆Y構和心理描寫，頗有小說《三三》的影子，只是將母女改為爺孫，“城里人”的歷史性因素被盡可能淡化。文字的音符連綴為樂章，“田園牧歌”在1933年開始吟唱，并成為傳世的名曲。

四

1933年12月13日，沈從文為蕭乾的首部小說集《籬下集》作序。沈從文并未著意介紹蕭乾，而是言說他的“鄉(xiāng)下人”經驗：“我崇拜朝氣，歡喜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荒鼙苊馐。×四茉俑?。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鄙驈奈囊不卮鹆恕盀槭裁匆獙懽鳌钡膯栴}：

因為我活到這世界里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的寫作，沒有厭倦，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里，表現(xiàn)我對于這個道德的努力。

在文章末尾，沈從文又寫道：“我希望他永遠是鄉(xiāng)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見。應當養(yǎng)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完全的作品?！鄙驈奈脑诒薏呤捛耐瑫r，也是在言說自己的文學經驗。此時的沈從文業(yè)已開始寫作《邊城》，副刊的編輯工作也逐漸得心應手?！段膶W者的態(tài)度》一文，得到了蘇汶等上海文人的回應；“京海之爭”在將沈從文推向風口浪尖的同時，也表明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沈從文的自況，表明了一個“鄉(xiāng)下人”的主體性正趨于成熟，這和他1933年在北平的文學事業(yè)密不可分。正是這些文學活動，才讓“鄉(xiāng)下人”的主體性鋒芒畢露。

但是，我們對于“鄉(xiāng)下人”的理解似乎過于褊狹。如若篤信他在《從文自傳》《〈籬下集〉題記》《習作選集代序》中的說法，以此繼續(xù)締造“鄉(xiāng)下人”的神話，不過是在人云亦云中創(chuàng)造翳障，而無法體認“鄉(xiāng)下人”的成長軌跡和現(xiàn)代經驗。從沈從文重返北平后的經歷來看，“鄉(xiāng)下人”確實正在不同的面向中，在他曾熟稔的北平城內，締結了金玉良緣，開展著文學志業(yè)，展現(xiàn)出了近乎紳士的文人氣質?！班l(xiāng)下人”和“城里人”，在此逐漸融合成無法分裂的共同體。

精力充沛的沈從文，其身份頗為多元：既是新婚的丈夫，也是辛勤的文人；既是成熟的作家，也是職業(yè)的編輯。編輯刊物、組織聚會、聯(lián)絡文人、文學寫作等工作、活動讓他馬不停蹄，卻樂在其中。不同于初到北京時舉目無親和彷徨無措，新婚妻子的照顧和九妹的陪伴讓他身心安定，文學事業(yè)有條不紊地發(fā)展。昔日北京西河沿客簿上的“沈從文”，因閱讀“社會”這本“大書”，逐漸在他1933年重返北平后大放異彩。上文談及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創(chuàng)刊，《記丁玲女士》和《邊城》的寫作，即將爆發(fā)的“京海之爭”，皆可作為佐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鄉(xiāng)下人”的“文學標準像”，正是在上述經歷和遠景中日臻立體。根據(jù)他的情感“發(fā)炎”和婚姻危機，《邊城》之后小說產量銳減的現(xiàn)象，以及《從文小說習作選》的出版、對于文壇“差不多”現(xiàn)象的批評來看，1933年當為重要的萌蘗，而非一個靜態(tài)的截點。

作者：王峰琳

責編：羅嘉凌

一審：黃帝子

二審：蘇露鋒

三審：黃柏禹

來源：《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