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丁一達

說，還是不說，這是個問題。韓愈的《送孟東野序》稱“物不平則鳴”，自然是要說的。說的結果就是“夕貶潮州路八千”，被皇帝趕到嶺南管理鱷魚。范仲淹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要做敢于發(fā)聲的靈烏，屢屢上書批評宰相，也差點客死江西。說是代價頗高的擔當。也正因此，與之相對的不說，才是中國歷史上更主流的傳統(tǒng)，錢鐘書先生字默存，就是這一傳統(tǒng)的生動寫照。

除了涉及到處世的原則，說與不說的爭論，更多發(fā)生在證道和修身層面。常常有一些庸俗的解讀，將孔老莊禪里的隱默思想，解讀為他們?nèi)逯髁x的同調(diào)，仿佛只要不說，就能達到“坐不教，立不議”“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實在是有辱斯文。事實上，孔子“予欲無言”，老子“言無言”，莊子“不言則齊”，禪宗所謂“言語道斷”，都是對于語言自身限度的一種反思，即單憑語言無法把握道體或?qū)嵪?。他們大概都會部分認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世界觀：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但世界的意義卻在世界之外，也因此在語言之外。

換句話說，身心性命這些問題難以言傳，只可修證。這其實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就像人騎自行車一樣，單靠聽別人怎么騎，你是學不會的。只有你自己上去騎上幾次，摔上幾次，練出身體習慣、肌肉記憶，你就自然會騎自行車了。中國的學問說到底，就是讓人養(yǎng)就生命的習慣，讓道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來。孟子說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就是這個意思。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很重要的一層含義，就是讓人少言語，多修習，在自家身心上體會，而不是“如人數(shù)他寶，自無半錢分”。

受學于訒堂先生數(shù)載，我對這些經(jīng)典愈有入處，便愈能懂得他和他的“訒”。初學《論語》，我遍引各家傳注，本滿心期待他的贊許，他卻說這是別人的話，你說了不算。這對習慣以旁征博引為善學的我無疑是一個沖擊。他卻教我去看孔子對于好學的理解，是顏回的“不遷怒，不貳過”“敏于事而慎于言”。至于我所做的那些工夫，不過是“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罷了。我于是恍然有省，知道若不能在身心上加以體貼，引經(jīng)據(jù)典只是簸弄精神。后來讀到謝良佐見程明道，“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卻被程明道批評是“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不禁啞然失笑：和明道的直言不諱相比，訒堂先生對我真可謂溫柔了。訒堂之訒，首先便是他為學的原則：說得十分，不如行得一分；與其逞口舌之快，不如修篤行之慢。要在自家身心上做工夫，先要少言語，如此才得夫子“時習”之旨。

倘若訒堂先生只有“書不讀秦漢以下”的高標準、嚴要求，難免讓人敬而遠之?？伤诌€有“意常在山水之間”的一面：登山、唱戲、吹簫、騎馬、射箭……今人常說的“張力”，在他身上體現(xiàn)得可謂淋漓盡致。我們曾在石峰山上夜飲，興之所至，他唱起《野豬林》里的念白，搖曳的燈火氤氳出林沖夜奔路上的風雪蒼涼；亦曾在酒仙湖畔暢游，于一塊浮木上談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的話頭。然而真正令人醉心的，卻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瞬間，我們知道彼此同在一聯(lián)詩句、一個境界、一種狀態(tài)之中，無需宣之于口，便能了然于胸。正是這些時刻讓我明白，中國的學問不是學究式的皓首窮經(jīng)，而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的生命狀態(tài)，是“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的獨得之樂。我始明白，訒堂之訒，亦是他人生的美學。

訒堂先生早年即從事媒體，在夜話節(jié)目中常常仗義執(zhí)言、針砭時弊。待到我受學于先生，先生已離開電臺，完全投入到講學事業(yè)之中，當年的激越和棱角似已平淡下去。我那時以邵康節(jié)、陳白沙視先生，以為高明有余而博大不足，未免于自了之譏。直到一次我們在湘江邊飲酒，聊到戊戌變法，聊到譚嗣同，情之所至我不禁痛哭流涕。在想來自己頗好笑的抽泣聲中，我始知先生心底的“十年飲冰，難涼熱血”。先生有著和譚梁那一代人相同的情懷與關切，講習孔孟老莊禪易正是他實踐這一關切的方式，“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那夜我始愿和先生聊起我所摯愛的稼軒詞，端杯是“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落杯是“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記當時，只有西窗月。我因而想，訒堂之訒，或許還是他熱腸與冷眼之間的糾結，是在千人之諾諾間寧守“一士之諤諤”的狷介。

回想與先生相處的點滴，很多言語都記不真切了，唯有那種相處的狀態(tài)始終讓人回味起來。我想《莊子·德充符》中所說的“立不教，坐不議”，卻能“虛而往，實而歸”就是這種感覺吧。（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

責編：劉瀚潞

一審：劉瀚潞

二審：周月桂

三審：楊又華

來源：湖南日報·新湖南客戶端